巴金：浮沉一百年

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巴金生活了101個年頭，橫跨兩個世紀。 

在這期間，世界的變動太大。兩次世界大戰，兩個極權國家，都是史無前例的。集中營，勞改營，滅絕營；種族清洗，黨內清洗，全民「洗腦」，一齣齣驚悚的、悲慘的、《馬克白》式神秘的戲劇，從二十世紀啟幕，一直聯翩演出至中葉，然後為「冷戰」時代所代替，而終止於柏林圍牆頹然坍塌的瞬刻。然而，革命並未終結，恐怖主義流行。資本市場從西向東、由北而南迅速拓展，形成全球化運動，席捲每個角落。

中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年專制主義傳統的封閉的國家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才結束帝制統治，走向共和，而與世界大潮相連接。所謂「共和」，實際上徒具形式。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幾十年間都是軍事較量，五四新文化運動失去開展的空間，人民長期缺乏科學和民主的必要訓練。所以，新政權建立以後，在政治家說的「十七年」間，仍然得以沿用戰爭年代的方式管治：「階級鬥爭為綱」，大搞政治運動，一人統帥，萬民風從，「與人奮鬥，其樂無窮」，至文化大革命十年達於「頂峰」。七八十年代之交，引進市場經濟模式而摒棄「西方主義」，從此開啟權力與資本並轡而行的時代。 

現代化、民主化進程無可抗拒。知識分子以其理念、知識和技術，有力地推動這一進程。但因此，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遭遇來自權勢者和傳統社會的逼拶、侵蝕、消解和打擊，尤其是來自東方的一群。 

巴金就是這中間的一位代表性人物。 

時代造就他，同時也毀損他。一百年間，他在不斷蛻變，化蛹成蝶，化蝶為蛹。從他的身上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系列悖論的發生：從理想主義者到經驗主義者；從世界主義者到愛國主義者；從社會批判家、政論家到小說家；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國家領導人；從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長和保護人。他一面努力抵制這種變化，另一面又順應這種變化，他本人把這種狀態稱之為「掙扎」。直到晚年，他仍然在痛苦的掙扎。 

時代的形塑力確實強大到無可比擬，但是，也不能說個人的思想、人格和意志在客體面前完全無所作為，正因為如此，單就中國知識分子來說，其間所呈現的命運的形相便何其不同。所謂「命運」，它不是先天的，決定論的，而是個人與時代互動的結果。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，則是集體人格與時代互動的結果。正如蘇聯詩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娜傑日達（Nadezhda Mandelstam）從一代人的劫難中所深刻體驗到的：「命運並非一種神秘的外在力量，而是人的內在儲備和時代的基本傾向這兩者精確演繹的結果；雖說在我們的時代，許多受難者的傳記都根據那醜陋可怕的標準紙樣剪裁出來的。」 

巴金天生熱情，而又富於理性；他性格內向，卻也喜歡傾訴，喜歡談論自己。他不只一次說過，他是「一個充滿矛盾的人」。對於認識巴金，這個自我闡釋應當是最基本的，意味着在他的身上存在許多互相對立的、複雜的因素。然而，困難恰恰出在這裏。譬如他說要「講真話」，但是又分明說過自己「說了很多假話」（不限於「思想彙報」或「交代」，以及由他人代為擬寫的「代言」之類）；他強調「把心掏給讀者」，卻又說「我可不願意掏出自己的心」。他甚至透露說，他還有「不曾傾吐的感情」「咽在肚裏」，未曾言說出來。因此，關於巴金，我們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結論，包括巴金本人。唯有發掘和累積盡可能多的材料，通過不斷的比較、證偽、猜想與反駁，重構巴金以及圍繞巴金的全部歷史。 

可以認為，巴金並不信任屬於他的時代，而寄希望於未來。他知道自己沒有支配自己的權利，包括沉默的權利，因此，對於自己的言說，他曾自慰般地表白說，「我相信有一天終於會弄清楚什麼是真，什麼是假」，以減輕內心的負罪感。或許，這個預言是可以確信的。